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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，当我说走就走开启南极之行时，对南极完全是一无所知，甚至整理行李时毫无思绪。但是鬼使神差，我在行李箱里放入了一幅中号的国旗。
这幅国旗曾经随着我踏上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。可能是我出生在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家乡，家乡有一个国旗纪念馆的缘故吧，我有国旗情结。平时的我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表现，但我在去西沙群岛旅游时带上了国旗，因为这次旅游还有一次升国旗的集体活动。集体活动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，我在几个标志性的地方展开国旗、照相，结果，有很多旅客过来，与国旗一起照了相。因此，在即将踏上南极之际，国旗自然而然地成为我最重要的随身物品。
展开剩余76%南极之旅，能登陆哪几个岛，要看天气、风向和浪潮以及冰雪状况。当得知第一个登陆点是中国长城站时，中国旅客无不欢欣鼓舞。因为并不是每个去南极的游客，都有机会登陆长城站的。因此，在我准备登陆行装时，我把国旗叠好，放在防水冲锋衣内层蜂窝配资，以免被海浪打湿。
登上长城站，大家都兴奋地各处照相。我在长城站中国南极考察队的集装箱前展开国旗照相时，一下子成为焦点。中国游客都纷纷聚过来，拍合照的，借去拍单人照的，没有停歇过。我自己都差点轮不上，只好拿出手持小国旗照相。看过中国长城站建站过程的人，都知道长城站的选址和建立是多么不易。因此与国旗在长城站照相意义非凡，大家还一起唱起了“我和我的祖国”。
长城站有一个木牌，上面钉着各种木牌，标注与中国各地的距离。上面有一块牌子是北京17502KM。北京，我的第二故乡，我出发来南极的地方。但我的大国旗还在被人轮流照相，我只好手持小国旗照相留念。直到返回邮轮的时间，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把国旗归还给我。
一次西沙群岛行，一次南极行，我对这幅国旗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我当时想，明年带着它去一趟北极。不料2019年2月回到北京，发生了世界范围的疫情。甚至因为没有病毒，人都不会感冒的南极都有了新冠病毒。直到2025年我才重新开启了北极之行。
如果说前两次旅行带上国旗，还是我下意识的无心之举，那么这次去北极，我是有意而为之。我想在北极的中国黄河站与国旗照相，然后回到家乡把国旗捐献给家乡的国旗纪念馆。不料事与愿违，这次北极之行最遗憾的是没有登陆黄河站。而北极的其他地方，与南极不同，是有领土权属和非常敏感的地方，很多国家都在争夺北极话语权。比如我们北极行期间，适逢美军正式驻军格陵兰。
在邮轮上，我听了两次讲座“北极地区的简要地域政治概述”，一次是法语讲座，有英文字幕，对象是讲法语的游客，一次是英文讲座，有中文翻译，对象是中国游客。
实际上，两次讲座谈到北极话语权时，都没有明确提及中国对北极是有话语权的。中国对北极的话语权源于1925年在法国政府的邀请下，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政府签署了《斯瓦尔巴条约》，当年的无心之举为今日中国对北极也拥有话语权埋下了伏笔。
由于北极地区敏感和明确的领土归属，我没敢在登陆时在别人的领土上拿出国旗照相。尽管我一直在找合适的地点和机会，但是一直未能如愿。国旗一直放在我防水冲锋衣的内层，紧贴着我的心脏。一直到返程，我叫了随团的摄影师黄老师，请他帮我在邮轮上与国旗照相。我跟他说了这幅国旗的故事和心愿。因为前几次无心之举，都是用手机照相，这次希望用他的相机拍，留下较好的图片。
当我把国旗展开照相，其他中国游客也纷纷过来借国旗照相。海风猎猎，大家也都小心翼翼地交接，轮流照相。
我终于把这幅有特殊意义的国旗带回了家乡瑞安蜂窝配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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